费梁和妻子叶昌媛一起探讨学术。本报记者 张文摄

 

论对两栖动物的热爱和了解，少有人能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费梁比肩——作为我国两栖动物学泰斗，他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如今，81岁高龄的他，仍坚持参加野外科考。

 

 

两栖动物被称作环境优劣的“晴雨表”，是研究环境变迁的模式动物，学科价值极高。

 

1961年，费梁被分配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那时，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刚刚起步，国内既没有标本馆藏，也没有完整的两栖动物志。费梁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填补国家的科研空白。

 

实验室、宿舍和野外成了费梁的全部生活内容。“早些时候，我们野外考察都得带上10多件行李，时常在没有人烟的荒郊野岭露宿。”两栖动物生活隐蔽、习性独特、特有群落众多，研究工作必须进行大量野外调研。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费梁和同事时常背着锅碗瓢盆和铺盖走进深山老林，采集不同蛙类标本，积累基础数据，每年都会花上半年左右进行野外调查。

 

“白天熟悉环境，晚上再捉动物，将采集好的标本处理好才能睡觉。”费梁回忆，最辛苦的时候，野外科考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只有自己找到了、看到了、摸到了，才能对它们更了解。”这是费梁常告诫学生的话。在50多年的探索中，费梁几乎走遍全国，用标准方法调查研究各地的两栖动物，搜集记录了大量两栖动物地理分布及生态习性的一手资料。

 

 

不只野外调查，两栖动物室内研究也是项异常艰苦的工作。费梁说，对两栖动物鉴别时，从形态上可以确认“种”，但是要确定“属”只能靠解剖观察其骨骼特征才行。

 

研究蛙类胚胎发育时，费梁曾经在办公室打起地铺，一连好几天连续记录胚胎发育过程。有的青蛙仅有拇指大小，骨骼比大头针还细，必须戴双目解剖镜才能观察清楚。

 

两栖动物的骨骼细小又脆弱，如果解剖技术不到位，或者没有足够的耐力和定力，很容易破坏骨骼。然而，长期在双目解剖镜下工作，相当于长期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1996年的一天，费梁为观察并手绘青蛙骨骼而连续工作48小时后，视网膜突然脱落，近乎失明。所幸，住院大半个月后，费梁保住了眼睛，视网膜修复好后他又迅速投入工作。

 

如今的中科院有全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那里收藏的480个不同物种的两栖动物标本，几乎都由费梁亲自采集、制作、绘制、解剖、记录。全馆6万多个动物标本，每一个标本、每一个瓶子费梁都进行过整理分类，都亲手摸过、看过，甚至对标本的位置、药液颜色都清清楚楚。“这门学科就像我的孩子。别说这些标本，就是科考常去的地方，每一个沟壑、每一条溪流，都太熟悉了。”费梁说。

 

 

在费梁的努力下，我国两栖动物科研取得长足发展。1977年，记录104个物种的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2006年，记录420个物种、共计520余万字、8000多幅图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编纂完成……随着一本本著作出版，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受威胁状况等情况最终被摸清。通过扎实的基础调查与研究，费梁打破了国际上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蛙属旧分类系统——在各国学界原本公认的4个蝌蚪类型外，发现和定义了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引发学界关注。

 

目前，费梁的研究成果已广泛用于环保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制订、物种现状评估，以及渔政、海关和公安等部门的保护管理与行政执法。

 

81岁的费梁并没有因为退休而“享清福”。科考季节，他还带队到野外考察，为学生做示范。野外的黑夜，地面湿滑、光线昏暗，费梁却能凭借一双雨靴、一根竹竿健步如飞。

 

“科学家退休的只是职务，科学研究要干到底。”费梁表示，如今以基因、DNA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物学为两栖动物学提供了更多科研手段，分子生物学技术已融入传统学科，科学研究前沿在不断推进，退休科学家也要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