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雷

渠红伟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

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

■本报记者 韩天琪

随着国家对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向科研人员提供支持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不过，大量的科研项目对申请人有年龄方面的限制。错过了，即使其他条件达到了也没办法。

比如青年科学基金要求申请人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青年人才项目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中的两个——优青、青年长江，年龄限制是38岁。四青之一的青年千人，限制年龄是40岁。那么，从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发展的角度来说，设定年龄限制是有利还是有弊？

初衷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有年龄限制是考虑到刚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经验比较少，如果把他们和其他成熟的科研人员放在一起进行基金评审，可能他们的竞争力要弱一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个角度上，对青年科学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早日拿到基金的作用”。为了鼓励更多的青年人，“除了年龄限制之外，很多青年基金规定只能拿一次，拿过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渠红伟也表示，青年科学基金对申请人年龄的严格限制确实可以起到鼓励青年人的作用。

陈学雷表示，虽然对青年科学基金这种针对早期科研生涯的基金来说，设置年龄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但是对青年人才含金量最高的‘四青’（青年拔尖、优青、青年长江、青年千人）设置年龄限制我并不是很赞成。过去大家的科研路径比较类似，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毕业，同一个时间进入科研领域进行竞争。但现在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

陈学雷介绍，国外类似基金不会设置年龄限制，“有时会限制在博士毕业几年内申请。因为有的人相比于同龄人可能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去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如果以年龄作为限制横向比较的话，对这部分博士来说很可能就是不利的。”陈学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做法更合理一些。

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方法尤其适合。“因为美国很多科研人员来自国外，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这种情况下不以年龄作为限制条件是合理的。当然我国以后的科研人员的求学情况也不像以前那样整齐划一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在大学毕业后在工业界、企业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转入学术界，从这个角度考虑，可以对这些人才项目的年龄限制作一些调整和改革。”陈学雷说。

一步慢 步步慢

事情都有两面性，设置年龄限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论资排辈的问题，“让年轻人与有资历的科研人员进行竞争可能造成不公平。出于这种考虑设定的年龄限制本意是通过年龄限制打破论资排辈，但也反过来强化了年龄限制”。这会给青年科研人员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对一些需要科研积累和长时段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年龄限制有可能让他们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这加重了科研人员的焦虑，大家拼命想进入学术利益共同体。”

当然，并非所有基金申请都将科研人员的年龄限制在了学术生涯的早期，即使年龄到了五六十岁，科研人员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申请。但是，科研人才的压力早就提前了。例如在35岁之前，如果没有申请到青年基金或其他支持项目，既会造成自己的科研缺乏资金支持，也在后面的项目、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在愈演愈烈的科研竞争之下，似有一环扣一环、一步慢步步慢的现象。

渠红伟坦言，这种现象对科研人员成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以我参加一些项目评审的经验来看，如果在不同领域评审，很难横向比较出每个人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时大家往往就想找一个评价标准。而各种人才项目就成了‘最好’的衡量标准。”

陈学雷表示，这对于科研人员的成长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人才项目一方面需要找到优秀的人才并给予他们支持，但有时人才的认定又会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

去行政化改革

熊丙奇提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整个学术界的立项都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在这样一个整体背景之下，在立项审批时，除了学术指标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很多资助由此成为了“学术头衔”。而学术头衔成为了下一个学术头衔的评价指标，逐渐形成了学术利益共同体。

“学术基金的审批，应当以学术水平作为衡量标准，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术的平等竞争，让科研资金可以更多地资助到有学术思想的科研人员。”熊丙奇强调。

“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最根本的是将行政主导改为以同行评议为代表的学术主导。”熊丙奇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陷入用一个非学术指标代替另一个非学术指标的怪圈。

“要想让各类基金真正起到鼓励和支持科学研究的作用，最终还是要推进学术去行政化的改革。但遗憾的是，这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这导致我们无法打破这样的利益机制。”熊丙奇坦言，以行政主导推动学术的去行政化改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强化行政主导，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