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日前，我国学者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高速增长，但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在巨大科研投入的保障下，我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科研产出。从数量上看，1990年，我国大陆只有几千篇SCI论文；到2008年，SCI论文数超过10万篇，跃升世界前列，EI论文数在2007年更是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在数量繁荣的表象下，却潜伏着质量的危机。
诚然，中国近年来发表的高引用率论文数以及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呈增长趋势。然而，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不在于SCI论文的数量，也不在于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而在于缺乏世界级别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世界一流的顶尖科学家。在科研成果方面，中国自人工合成胰岛素以来就鲜有世界级的科学突破。
世界上的重大科学创新大多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但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往往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其应用价值不易在短期内显现。在科研导向上，我国的科技政策长期以应用价值为旨归，基础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从事数学、物理、历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待遇偏低，生活压力迫使其无法安心科研。对于这些青年学者，应配备一定的科研业务经费，鼓励其从事自由探索。
在课题设置上，我国的自由申报课题数量虽多，但资助额度一般不高，重大课题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设定机制，与自由探索的宗旨背道而驰。在当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科技管理者、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资深教授等在研究课题设置和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中享有主导话语权，接近学术前沿并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学者反而没有发言权。要充分激励学者们的自由探索精神，必须打破一小部分人在科研课题设定和经费分配上的绝对权力，避免由少数人制定的“课题指南”主导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
在项目评审上，尽管同行评议这一原则在项目评审中被广为采用，但人情因素的干扰仍然无所不在，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等领域更是如此。不少海归学者都反映，回国之后，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用于拉关系、搞公关。这导致了施一公和饶毅在上述文章中所提到的结果：“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具体来说，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研究理事会，打破专家垄断，实行学术民主，杜绝行政干预的影响和人情因素的干扰，最终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施一公饶毅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社论
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编者按：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近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9 10:24:36编辑过]
| 科技界众多潜规则曝光：经费分配存四大怪状 |
| 只有真正回归到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国科技才会有大发展 |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曾对媒体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参加某项目评审会，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审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事实上，施一公的这种遭遇，只是我国科技界众多“潜规则”中常见的一例。
咨询组专家塞项目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江特聘教授陈良尧在申请“973计划”项目时，曾意外地收到过一封电子邮件。
生于1950年的陈良尧1987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90年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和光科学与工程系任教授，后又担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来信人是“973计划”项目咨询组专家。按规定，这些专家不能参与项目申报。陈良尧说，这个仅在某次会议上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专家，不知从何处获知他正在组织某一课题的申请，来信直言不讳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并称，“本人因进入咨询组，不能承担或参与973课题，故而愿意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多次申请“973计划”项目未果的陈良尧接受了这一提议，他说，接下来，费了很大劲儿和很多时间，经多次修改，才终于将该“咨询组”专家安排的老师揉进了不同的子课题。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不理解，他也不便作出解释。
进入中评的答辩阶段，陈良尧很惊讶地发现该专家也在座，此人竟然是这次答辩专家组成员。“彼此都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他也不痛不痒问了几个问题”。
陈良尧自以为有出线的希望，不料煮得半熟的鸭子飞了。
第二年，陈良尧惊讶地发现，这位专家竟然从另一课题组成功地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然而，更让他惊讶的事情在于，在其后的某次会议上，他碰到了这位专家，这位专家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
“我禁不住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么！我也理解他的无奈和解释，他是看到了还有其他‘大鳄’所布设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阴暗面。”陈良尧说。
自“973计划”诞生以来，陈良尧年年申请，年年遭遇滑铁卢。他自认为自己的项目组很有实力，且每年都花三四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申报，却每每败于一些在他看来并没多少竞争力的团队，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懑，也让他禁不住反思起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的问题来。目前，他已在
科学网的实名博客中，撰写了多篇讲述科研经费分配黑幕的文章。
比如有些年份，从申请指南公布到项目申请日期截止，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让大多数人来不及准备，却见有的课题组交上去的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申请书。
再比如，有一年他过了第一轮书面评审，进入第二轮答辩后发现，他面对的评审来自于生物、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等诸多领域，这其中，许多专家显然缺少某一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也无充裕时间在现场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仔细核实和审议。
至于像专家给他写信往课题组里“塞人”、跑项目拉关系等科技界的“潜规则”，也随处可见。他认为，这些不正之风正吞噬着中国宝贵的科技资源，腐蚀着科技机体，败坏了学术道德和风气。
专家评审组沦为“分钱组”
对于饶毅和施一公在《科学》上发表的社论中提及的“‘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一观点，很多人都表示赞同。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一位教授曾参与举报该校长江学者李连生的学术不端问题。在他看来，李连生也不过是当前虚浮学风中的小小一例而已。官员和少数教授成为利益共同体的问题，在科研界早已见怪不怪，“只要一看指南，就知道什么项目会被列进去”。
他说，所谓“跑部钱进”，就是说教育部、科技部等，要多跑动，多拉关系就可能有钱进。巨额科研经费掌握在少数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这是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根本原因。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这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事实上，陈良尧所遭遇的，正是“咨询组”专家像索要贿赂一样直接索要子课题。
这样的结果是，科研经费的分配，不是基于学术水平的优劣，而是靠关系，专家评审组也因此沦为了“分钱组”。这必然使一些优秀的科研团队被排斥在外，相反，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队伍，却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广州某高校一位长江学者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国外呆了很多年，回来后发现吃大亏了，因为我不认识人啊，没有关系，拿项目很难。”他也亲眼见到：“很多我们认识的教授，做得不怎么样，但是会忽悠、会喝酒，他就总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基金，至于他拿了钱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表示，现在高校有一批这样的人，学术不怎么做，但成天去跑项目、拉关系，项目跑回来以后，再拉扯出来一批人层层分包。“由于评审制度也很差劲，最后项目完成了，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国际先进，实际上啥东西都没弄出来，纯粹就是瞎糊弄、大忽悠。我们有时候也笑谈，这是在中国捞钱最没风险的事了，像官员贪污受贿，说不定哪天还进去了，在中国，谁听说过有几个通过申请科技经费捞钱进去了的？”
评审者、申请者、评估者可能是同一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增长较多，被用于基础研究。对于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员，可以提交申请，通过同行评议和学科分析审议后，即可获得。“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较为规范的”。
正如施一公和饶毅教授说的，问题就出在大型项目上，例如“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薛澜说，这种项目的经费分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企业用于应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对于研究领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请者自己有想法来申请。中间涉及到的专家机制，往往是最惹争议的。
对于专业大型国家项目，政府人员必然需要科学前沿的专家来制定项目指南、进行专业的分析，但这也给了专家们一个机会，即在起草时，为自己的申请提供方便。虽然在分配机制中有相应的监督条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的担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领域，高水平的专家人数有限，这样一来，无论是评审者、申请者还是评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薛澜说。因此在基金申请的过程中，运用私人关系、甚至出现权钱交易，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引进了国外同行的评审制度，但薛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很难摆脱私人关系的束缚，何况很多机构把“申请项目”当作有利于自己和单位的手段，费劲心思去经营关系，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义。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重大项目择选机制，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是最前沿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有一个共识”。除此之外，还需要出于公心的、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来综合前沿专家的意见，做出战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断。
小钱大审，大钱小审
在饶毅等人看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当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在与鲁白、邹承鲁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甚至表示，“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
他们在该文中还表示：“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会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也认为，当前我国这种科研经费分配方式亟待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导科研经费分配的方式，让行政人员退出科技的决策，而让科技界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项目的优秀程度及项目经费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归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国的科技才会有大发展。”
科技部回应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
认为文中所涉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符
科技部网站11月8日刊登科技部新闻发言人就有关记者近期多次询问美国《科学》杂志刊登施一公饶毅社论事宜答复，全文如下：
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面广，项目数多；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
近年来，973计划在农业、信息、材料、能源、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综合交叉和科学前沿等领域，解决了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例如：超导材料科学，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太赫兹重要辐射源及探测，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培育活体小鼠、化学复合驱采油、高强度钢等一批世界瞩目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也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成就凝结着承担科研任务和参与规划、立项、评估、管理的一大批科学家、科技管理人员的辛勤汗水和求实奉献的精神，我们诚挚感谢他们为我国基础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
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