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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再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才与环境
1楼
equip2 发表于：2010-1-18 10:49:00施一公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一封信
向海外朋友和同行报告了自己全职回国将近两年的工作和感受
2009年12月27日～29日，两年一度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前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本拟作为特邀报告人出席，但他因故未能参加。他于12月26日致信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祝贺会议的召开，并向海外的朋友和同行们报告了自己全职回国将近两年的工作和感受。
2010年1月6日，施一公将这封英文信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
2008年2月，施一公从美国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受聘为终身教授，出任清华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去年3月，他接受《科学时报》采访，讲述了自己回国的心路历程；2008年底，他完成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所有手续，2009年9月，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在信中呼吁海外华人科学家们：“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因此，我是如此吃惊和失望地发现，我的部分同事在回国后全面适应了中国的某种潜规则，而且身体力行开始在中国科学和研究界继承、发扬这种潜规则文化，而在美国，他们是一定会不齿于这种文化的。幸运的是，大多数回国的学者们坚守了他们曾经认可的价值观。”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施一公全职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征得施一公同意，科学时报全文翻译并发表这封信。
小凡、利民：
你们好!
请接受来自北京的问候。我原本计划参加在圣地亚哥举行的2009年度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个人困境迫使我不得不取消已经预订好的机票。
虽然这封电子邮件是寄给你们二位的，但可以将之与参加本次年会的同行们分享。
我写这封信，一是祝贺2009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的召开，二是向大家报告我在北京的情况，三是呼吁大家的支持，四是向热情帮助我的朋友和同行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第一，向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最初的名称是“吴瑞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1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华人生物学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美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过去10年中，尽管协会在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然而，在科学政策的咨询和科研体制的建设中，我们海外成员强大的力量尚未充分体现出来。与中国的其他专业组织相比，在为中国政府各机构作政策建议时，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超党派”立场即使不能够全部消除，也应该能够最低程度地降低由于其自身利益所引起的冲突。因此，在中国发展进入快轨道的这个历史性时刻，更加迫切地需要协会成员在中国能够更多地大声说话。
第二，简单总结我在国内的经历。
2008年底，在经历了多事之秋的一年休假期之后，我正式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职位。7个月前，我的妻子仁滨也辞去了她在美国强生公司的工作、卖掉了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房子。2009年6月，她带着我们的双胞胎儿女回到清华，从此，我们全家团聚，开始了在北京的全新生活。
到北京一周后，儿子认真地提出了他的第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这里的天空没有小鸟？”我努力向他解释这个未曾料到的问题……10天后，儿子再次皱着眉头说：“我再也不喜欢北京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个地方都停满了车，人们总是在汽车道里走路。”我欣慰于这个才5岁孩子的发现。
令人欣慰的是，家庭的适应过程还算相对顺利，至少对两个孩子来说是这样的。仁滨依然在努力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而两个孩子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北京，活得挺滋润。姐弟俩进入了清华大学附属幼儿园，每天早晨8点至下午6点在幼儿园里受到老师们的专业照料，一日三餐加两次点心，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顺便说一句，我确实认为孩子们在北京比在普林斯顿更快乐。
尽管我对自己回国的总体评价相当正面，然而我的故事要更复杂一些。我经历了许多有趣的“意外事件”，部分让我高兴，部分却令我极度痛苦。当这些事件的影响慢慢消退后，可能有朝一日我会在自传里将它们记录下来。
回国之前，我知道国内媒体会关注我回清华的举措。然而，人们对这件事情的狂热兴趣，尤其是那些来自博客空间的兴趣，让我措手不及。2008年夏天，我受到了攻击，个别来自实名，但绝大多数来自匿名，原因是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基金。攻击的理由很简单：我被指控违反规则申请经费。在这里，我想我不必再解释什么，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在清华的科研正在稳步超越从前。在回国之前，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是清华学生的表现是否及得上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2006年底，我白手起家开始在清华建实验室，2007年4月，我的实验室全面运行：我们做了第一个PCR实验，跑了第一块蛋白SDS-PAGE……2007年，我在清华用了6个月的时间训练第一批学生和技术员。2008年2月，我全职回到清华，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训练他们。如今，十数名学生已经成长为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能够进行关键的实验设计和分析。令我宽慰和满意的是，2009年，我在清华实验室的实验成果超过了我2006年在普林斯顿时的尖峰时期，包括3个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2篇论文被《自然》杂志发表或接受，1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重要发现。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我目前担任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职务。在经过几轮讨论之后，我也同意在未来一年或两年内领导正在成长中的清华大学医学院。伴随这些任命而来的行政责任让我几乎不堪重负。但是，我感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动力，因为我在两个学院中投入的时间，将有助于改革清华的生命科学，而在这里开始的软机制也可能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被复制。
过去两年中，我将绝大部分的行政管理时间用于研究人员的聘任上。在2008年和2009年间，我们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并发出29份聘请书，其中22位接受了清华的聘请，15位已经在清华建立了他们独立的实验室。在未来5～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Independent PIs）。因此，在未来几年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也将相当多的时间用于人事制度的改革。在清华同事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生命科学学院建立了整体的教授终身制的评价系统。此外，我们已着手开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改革。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清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力量，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希望能够改革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大批有动力的年轻教授的到来，必将会大大促进教育改革的步伐。
尽管我自己体力上有点筋疲力尽，但是精神上生龙活虎。
无论多么忙碌，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至少将一半的时间在实验室。任何其他的成就都不能取代我对研究的兴趣和在实验室享受到的快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拒绝了绝大多数行政会议、论文评审和公众活动，并将自己的睡眼时间缩短为平均每天不到6个小时。为了保持白天精力充沛，我恢复了锻炼，同时开始依赖于咖啡提神。尽管我回国以后胃口极好（清华附近就有许多不错的餐馆），但睡眠的减少有效地抑制了体重增加。
在实验室之外，有一件事情我决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和我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遗憾的是，我们的声音还没有真正传递到在中国掌控大量研究经费的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我要感谢教育部，他们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要向统战部和中组部致敬，统战部将我们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我们的建议。
第三，我呼吁大家的支持。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从起步到展翅，在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今天的中国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气息，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能够参与这种变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百年难遇的机会。想想，你自己就能在这个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加速其变化，难道你不会因此而兴奋吗!
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因此，我是如此吃惊和失望地发现，我的部分同事在回国后全面适应了中国的某种潜规则，而且身体力行开始在中国科学和研究界继承、发扬这种潜规则文化，而在美国，他们是一定会不齿于这种文化的。幸运的是，大多数回国的学者们坚守了他们曾经认可的价值观。
第四，感谢大家在过去3年中给予的慷慨支持。
过去几年中，你们中的许多人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小凡、鲁白、薛定、向东和晓东，你们一直鼓励我坚持向前。我也要感谢利民、海凡、吴宏、许田和梅林，以及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每当我感到沮丧和挫折时，您们总是使我继续坚持的精神源泉。谢谢大家!
最后但相当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在北京大学的同行饶毅!实际上，我是在2005年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召开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上第一次真正认识饶毅。如今，我深感庆幸有一墙之隔的饶毅会聆听我的抱怨、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想法、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合作写文章、一块参加聚会，一起吃饭聊天。
好了，我几乎将我在中国的所有主要经历都简要地告诉了大家!如果你们想知道得更多，请到清华来，欢迎你们!
预祝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祝福大家新年好!
一公
（王丹红/编译）
来源：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227280.sht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7 10:20:25编辑过]
2楼
equip2 发表于：2010-7-7 10:18:00再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才与环境
清华大学 施一公
序：我的一篇博文《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在科学网上讨论热烈，我也收到大量反馈。感谢博友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其实，该文是我计划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对中国前途的重要性。在上篇文章的基础上，在此我想继续谈谈人才与环境的问题：人才培养需要环境的支持，而环境改善更需要人才的努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人才与环境
从1982年至1989年，共有422位年轻的生物专业学生被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英文简称CUSBEA）录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当年的留学生如今大多数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IUBMB Life 61(6):555-565, June 2009）, CUSBEA学生中至少有79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里担任正教授，其中包括王晓东(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王小凡(Duke)、袁钧瑛(Harvard)、施扬(Harvard)、林海帆(Yale)、管坤良(UCSD)、骆利群(Stanford)、韩珉(Colorado)、熊跃(UNC)等一大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还有相当一批CUSBEA留学生成为生物医药企业、法律界、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社会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把他们送到美国留学、工作，而是立足于国内培养，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情形。
毫无疑问，这些CUSBEA留学生出国前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内因，是优秀的种子，而经过了优秀环境的孕育培养，现在则成为枝繁叶茂的栋梁之才。种子的发育、作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土壤，贫瘠的土壤不可能培育出壮实的作物，但作物的存在和生长也可以改良土壤，并为将来的种子发育、后代作物生长提供条件。移植来的作物能否在相对贫瘠的土壤里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是否具备最基本的营养成分，同时也取决于该作物能否适应迁移后的土壤。
土壤与作物好比是环境与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正气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然而，人才同时也可以改善和改良环境。国内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引擎。而时至今日，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成为科技强国，那么在原有人才结构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培养一流的学术氛围。
2．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究竟哪个更重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选题，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密切相关。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国家而言，其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基本可以依靠自身培养；同时，美国具有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和相对完善的教育科技体制，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保障。但是，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科技强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环境也相对贫瘠，科技体制充斥潜规则、没有起到足够的鼓励创新的作用，教育体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环境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限制了引进的年轻人才的发展。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可以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改善其土壤的一个捷径是大力度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深层改革，从而逐步改进改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环境。
必须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目的不只是在某些领域加强中国的研究实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这些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环境培养杰出青年人才、并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环境的改善中来。
3．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1997年仅有不足100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及科研院所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其中教授寥寥无几。而过去十年，这个数字突飞猛进，在2007年就已高达三千余名，包括800多名正教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其所在科技前沿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巨大的人员储备为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三十年，终于到了收获我国留学政策果实的时候了！这一点，可谓天时。
尽管近年来回国人才不断增多，但应该看到，高层次人才中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仍然滞留海外，这是我国的巨大损失。尽管多年旅居海外，但这批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对祖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人涌动全时回国工作的激情。这一点，可谓人和。同时，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面崛起，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其核心是急需相当数量的高质量、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可谓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已经成熟。
4． 归国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并迅速成为科技教育的中坚力量；过去二十年，引进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科技、教育、经济、产业等各方面担当重任。去年卸任的教育部长、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以及现任的科技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和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则于九十年代分别在MIT和UC-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早期归国人才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归国高层次人才理应继续担负起历史和国家赋予的责任。我认为，这些人才应该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专业责任；第二，社会责任。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每位归国高层次人才毋庸置疑的一个本职工作就是要继续立足于专业，在中国的土壤上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同时培养优秀的年轻后备军，促进本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力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直至引领世界。对我而言，这项本职工作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结构生物学继续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立足清华大学培养优秀的博士生和年轻科学家。全职回国两年多以来，我的清华团队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这也是我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中国的土壤可以培养人才，但还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很不合理。帮助中国进一步完善科技体制和政策是所有归国高层次人才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这些人大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工作、生活过多年，熟悉国外的职业准则和体制机制，回国之后，应该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中国现状，努力介绍推行在国外学习到的合理的、有优势的、适用于中国的机制或体制，并且身体力行职业道德，促进中国科技体制的改善以及科技政策的完善，改良人才培养的土壤。
5． 结束语
两年前，一位刚刚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生命科学的年轻教授在与我的第一次正式谈话中，很坦率地问道，“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此话代表了我的心声与理想。
我坚信，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年轻人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在中国持续做出一大批世界级的工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才涌向中国。这该是多美好的前景！最富有创造力的永远是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科学家，但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潜规则的伤害（They are most vulnerable!）。只有当我们的年青一代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的人才政策才是真正成功了，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环境。
让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沃土。
来源：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1290
清华大学 施一公
序：我的一篇博文《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在科学网上讨论热烈，我也收到大量反馈。感谢博友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其实，该文是我计划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对中国前途的重要性。在上篇文章的基础上，在此我想继续谈谈人才与环境的问题：人才培养需要环境的支持，而环境改善更需要人才的努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1．人才与环境
从1982年至1989年，共有422位年轻的生物专业学生被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英文简称CUSBEA）录取，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当年的留学生如今大多数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据不完全统计（IUBMB Life 61(6):555-565, June 2009）, CUSBEA学生中至少有79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里担任正教授，其中包括王晓东(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王小凡(Duke)、袁钧瑛(Harvard)、施扬(Harvard)、林海帆(Yale)、管坤良(UCSD)、骆利群(Stanford)、韩珉(Colorado)、熊跃(UNC)等一大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还有相当一批CUSBEA留学生成为生物医药企业、法律界、医学领域的高端人才。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社会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把他们送到美国留学、工作，而是立足于国内培养，很难想象今天会是什么情形。
毫无疑问，这些CUSBEA留学生出国前已经具备了优秀的内因，是优秀的种子，而经过了优秀环境的孕育培养，现在则成为枝繁叶茂的栋梁之才。种子的发育、作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土壤，贫瘠的土壤不可能培育出壮实的作物，但作物的存在和生长也可以改良土壤，并为将来的种子发育、后代作物生长提供条件。移植来的作物能否在相对贫瘠的土壤里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是否具备最基本的营养成分，同时也取决于该作物能否适应迁移后的土壤。
土壤与作物好比是环境与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正气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然而，人才同时也可以改善和改良环境。国内人才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引擎。而时至今日，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成为科技强国，那么在原有人才结构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加快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培养一流的学术氛围。
2．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究竟哪个更重要？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选题，答案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密切相关。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国家而言，其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基本可以依靠自身培养；同时，美国具有优秀的人才培养环境和相对完善的教育科技体制，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保障。但是，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科技强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环境也相对贫瘠，科技体制充斥潜规则、没有起到足够的鼓励创新的作用，教育体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的环境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也限制了引进的年轻人才的发展。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可以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中国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改善其土壤的一个捷径是大力度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大力推动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深层改革，从而逐步改进改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环境。
必须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目的不只是在某些领域加强中国的研究实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这些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环境培养杰出青年人才、并积极参与到人才培养环境的改善中来。
3．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1997年仅有不足100名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在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及科研院所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其中教授寥寥无几。而过去十年，这个数字突飞猛进，在2007年就已高达三千余名，包括800多名正教授，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其所在科技前沿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巨大的人员储备为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改革开放三十年，终于到了收获我国留学政策果实的时候了！这一点，可谓天时。
尽管近年来回国人才不断增多，但应该看到，高层次人才中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仍然滞留海外，这是我国的巨大损失。尽管多年旅居海外，但这批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对祖国有很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许多人涌动全时回国工作的激情。这一点，可谓人和。同时，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面崛起，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正在从大国走向强国。国家制定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其核心是急需相当数量的高质量、高层次人才。这一点，可谓地利。
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历史契机已经成熟。
4． 归国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并迅速成为科技教育的中坚力量；过去二十年，引进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在科技、教育、经济、产业等各方面担当重任。去年卸任的教育部长、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以及现任的科技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搜狐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和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则于九十年代分别在MIT和UC-Berkeley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是早期归国人才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归国高层次人才理应继续担负起历史和国家赋予的责任。我认为，这些人才应该有两方面的责任，第一、专业责任；第二，社会责任。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每位归国高层次人才毋庸置疑的一个本职工作就是要继续立足于专业，在中国的土壤上努力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同时培养优秀的年轻后备军，促进本领域尽快与国际接轨，力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直至引领世界。对我而言，这项本职工作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结构生物学继续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立足清华大学培养优秀的博士生和年轻科学家。全职回国两年多以来，我的清华团队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这也是我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中国的土壤可以培养人才，但还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某些方面很不合理。帮助中国进一步完善科技体制和政策是所有归国高层次人才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这些人大都在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工作、生活过多年，熟悉国外的职业准则和体制机制，回国之后，应该发扬“拿来主义”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中国现状，努力介绍推行在国外学习到的合理的、有优势的、适用于中国的机制或体制，并且身体力行职业道德，促进中国科技体制的改善以及科技政策的完善，改良人才培养的土壤。
5． 结束语
两年前，一位刚刚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生命科学的年轻教授在与我的第一次正式谈话中，很坦率地问道，“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此话代表了我的心声与理想。
我坚信，在中国不久的将来，年轻人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在中国持续做出一大批世界级的工作。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才涌向中国。这该是多美好的前景！最富有创造力的永远是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科学家，但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潜规则的伤害（They are most vulnerable!）。只有当我们的年青一代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的时候，我们的人才政策才是真正成功了，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环境。
让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创造人才成长的沃土。
来源：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1290
3楼
equip2 发表于：2010-7-7 10:25:00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
清华大学 施一公
1．资金、法律、政府、和人才
今年4月17、18日两天我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Harvard China Review)。我参加了两个议题的讨论，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科学技术。于是，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这个议题一共安排了四位代表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从资本的角度出发分析论证，中国未来科技的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如果没有资金，科技很难腾飞。有理有据，我十分赞同。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他精辟地论述了健全法制对科技发展的保障作用。如果不能有效打击盗版，不能保证专利发明人、技术拥有人的合法权利，创新的科技是很难持续发展的，更不可能引领世界。的确，法律不健全，科技是很难起来的，我同意。
第三位发言人是政府官员，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他以具体数字为事实依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语言幽默，讲述了政府对科技的强大的宏观调控功能，非常精彩。我很认可：一个国家健康的发展和美好的明天，包括创新科技的未来，如果没有明智的政府决策，根本不可能实现。
前面提到的三点，资金、法律、和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难道是资金、法律和政府吗？在我看来，尽管这三者必不可少，但它们同时也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其它国家共同拥有的基础，并非中国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也只能是人才。特别想强调一下，我这里说的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世界级人才，那些在本研究领域、本行业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端领军人才。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创造的两弹一星的奇迹。如果没有这些高端人才，那么中国在尖端技术、乃至国家安全方面该会蒙受多大的损失！当然，我也能联想到当时的中国在资金、法律、和政府这三方面的状况。可见，高层次人才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2． 中国人才形势严峻
根据中国科协2007年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我国的科技人才总数已达4246万之多，超过美国的4200万居世界第一。非常遗憾的是，我国是人才大国，但远非人才强国。高端人才在我国相当匮乏，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巨大。在我所熟悉的生命科学领域，如果以影响世界的重大科学发现和高水平文章为标准，中国的高端人才及创新能力很可能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五或更少。从熟悉中国的华裔专家朋友那里了解到，许多其它领域的地位也与生命科学相差无几。这种状况显然无法支持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无法保障中国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层面上意识到这种危机感，才可能理解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临终前还一直放心不下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
中国的科技人才现状与中国足球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们拥有一支庞大的足球运动群体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我们仍然停留在希望冲出亚洲的水平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目标。2002年终于冲出亚洲，却铩羽而归，三场小组比赛全部告负，一球未进。
在当今中国，各级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在努力促进GDP增长，追求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的时候，常常会忽略高端人才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作用，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很难在短期内成为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
中国发展很快，充满希望。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挑战和极大的困难。我们国家总体来说还处在一个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我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在尽力工作的同时还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中国以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必然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已经在悄然到来，今后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会愈加明显，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如何将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智力密集型？靠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在此，我强烈呼吁：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各阶层，包括各级领导和普通老百姓，现在是应该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人才问题的时候了！
3． 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
许多人对高端人才的理解颇有误区，把项目人才与高层次人才混为一谈。建国六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科技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项目人才，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这些项目人才往往只在狭小的本专业项目上有独到见解，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甚至集体攻关，但他们不是在较大的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型人才，不是大师级的高层次人才。我们过去及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过多偏重于培养这些项目人才，缺乏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过多偏重于具体项目中实用问题的解决，缺乏对基础及应用科学的前沿研究。这样下来，也就很难培养出高层次人才。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培养方式对学生、乃至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影响至深。
举一个我的研究领域内的例子，很多青年学生立志将来从事创新制药研究，于是在硕士、博士毕业后立即加盟药厂或跨国制药公司，以为这样才能成为高端制药人才。其实，事实远非如此，这些学生往往发展成了项目人才。Merck公司的研发总裁叫Peter Kim,直接从麻省理工生物系的著名教授成为领导一万多人研发团队的总裁；Amgen公司的研发总裁Roger Perlmutter受聘前是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著名生物学教授；Novartis公司的研发总裁Mark Fishman上任前则是哈佛医学院的著名教授，等等，数不胜数。高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大学的优秀教授，往往既可以从事最前沿的基础或应用科学的研究，也可以担当最重要的技术总监、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什么？因为这些高端人才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掌管全局。相比之下，国内非常重视项目人才，往往把青年人培养成专攻一面的项目人才。可惜！这些项目人才尽管在狭小的本专业项目上还算优秀，他们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一旦离开本专业项目也不能担当重任。原则上，项目人才很难成为高层次人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是中国下决心真正重视高层次人才的时候了。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实施，包括人才发挥能力的保障等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不可为平衡而不改革，不能为和谐而不进取。我也衷心希望全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做法，多一些理解，多一点支持。
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高层次人才，中国的前途取决于高层次人才。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 2010-6-28
清华大学 施一公
1．资金、法律、政府、和人才
今年4月17、18日两天我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Harvard China Review)。我参加了两个议题的讨论，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与会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科学技术。于是，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这个议题一共安排了四位代表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从资本的角度出发分析论证，中国未来科技的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如果没有资金，科技很难腾飞。有理有据，我十分赞同。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他精辟地论述了健全法制对科技发展的保障作用。如果不能有效打击盗版，不能保证专利发明人、技术拥有人的合法权利，创新的科技是很难持续发展的，更不可能引领世界。的确，法律不健全，科技是很难起来的，我同意。
第三位发言人是政府官员，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他以具体数字为事实依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语言幽默，讲述了政府对科技的强大的宏观调控功能，非常精彩。我很认可：一个国家健康的发展和美好的明天，包括创新科技的未来，如果没有明智的政府决策，根本不可能实现。
前面提到的三点，资金、法律、和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难道是资金、法律和政府吗？在我看来，尽管这三者必不可少，但它们同时也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其它国家共同拥有的基础，并非中国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也只能是人才。特别想强调一下，我这里说的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世界级人才，那些在本研究领域、本行业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端领军人才。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创造的两弹一星的奇迹。如果没有这些高端人才，那么中国在尖端技术、乃至国家安全方面该会蒙受多大的损失！当然，我也能联想到当时的中国在资金、法律、和政府这三方面的状况。可见，高层次人才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2． 中国人才形势严峻
根据中国科协2007年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我国的科技人才总数已达4246万之多，超过美国的4200万居世界第一。非常遗憾的是，我国是人才大国，但远非人才强国。高端人才在我国相当匮乏，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巨大。在我所熟悉的生命科学领域，如果以影响世界的重大科学发现和高水平文章为标准，中国的高端人才及创新能力很可能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五或更少。从熟悉中国的华裔专家朋友那里了解到，许多其它领域的地位也与生命科学相差无几。这种状况显然无法支持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无法保障中国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层面上意识到这种危机感，才可能理解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临终前还一直放心不下中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
中国的科技人才现状与中国足球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我们拥有一支庞大的足球运动群体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我们仍然停留在希望冲出亚洲的水平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目标。2002年终于冲出亚洲，却铩羽而归，三场小组比赛全部告负，一球未进。
在当今中国，各级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在努力促进GDP增长，追求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的时候，常常会忽略高端人才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作用，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很难在短期内成为某些领导的政绩工程。
中国发展很快，充满希望。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挑战和极大的困难。我们国家总体来说还处在一个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我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在尽力工作的同时还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中国以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必然会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已经在悄然到来，今后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会愈加明显，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如何将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智力密集型？靠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在此，我强烈呼吁：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各阶层，包括各级领导和普通老百姓，现在是应该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人才问题的时候了！
3． 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
许多人对高端人才的理解颇有误区，把项目人才与高层次人才混为一谈。建国六十年来，我们的教育科技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项目人才，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这些项目人才往往只在狭小的本专业项目上有独到见解，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甚至集体攻关，但他们不是在较大的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型人才，不是大师级的高层次人才。我们过去及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过多偏重于培养这些项目人才，缺乏对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体系；过多偏重于具体项目中实用问题的解决，缺乏对基础及应用科学的前沿研究。这样下来，也就很难培养出高层次人才。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培养方式对学生、乃至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影响至深。
举一个我的研究领域内的例子，很多青年学生立志将来从事创新制药研究，于是在硕士、博士毕业后立即加盟药厂或跨国制药公司，以为这样才能成为高端制药人才。其实，事实远非如此，这些学生往往发展成了项目人才。Merck公司的研发总裁叫Peter Kim,直接从麻省理工生物系的著名教授成为领导一万多人研发团队的总裁；Amgen公司的研发总裁Roger Perlmutter受聘前是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著名生物学教授；Novartis公司的研发总裁Mark Fishman上任前则是哈佛医学院的著名教授，等等，数不胜数。高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大学的优秀教授，往往既可以从事最前沿的基础或应用科学的研究，也可以担当最重要的技术总监、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什么？因为这些高端人才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掌管全局。相比之下，国内非常重视项目人才，往往把青年人培养成专攻一面的项目人才。可惜！这些项目人才尽管在狭小的本专业项目上还算优秀，他们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一旦离开本专业项目也不能担当重任。原则上，项目人才很难成为高层次人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是中国下决心真正重视高层次人才的时候了。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实施，包括人才发挥能力的保障等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不可为平衡而不改革，不能为和谐而不进取。我也衷心希望全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做法，多一些理解，多一点支持。
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高层次人才，中国的前途取决于高层次人才。
来源：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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