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SCI论文在中国是怎么“变味”的
《科学新闻》:“清算”SCI
引用悲欢录
2009年6月20日，汤姆森路透集团最新发布了2008期刊引用报告（2008 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立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科学网相关讨论博文的浏览量超过平均数的数百倍。2008年有34种中国期刊被新收录进SCI，这意味着一大批为了追求置身于SCI名录的论文将投向这些期刊。虽然这些论文或者期刊难免良莠不齐，但是对于跻身SCI的期刊编辑们而言，这至少是可以吹嘘的谈资。
当然，得益最大的自然是利益链顶端的汤姆森路透集团。对SCI论文收录和引用情况的查询，都要通过它开发的价格昂贵的Web of
Knowledge系统。只要SCI是学术评价中的核心因素，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就必须购买这套动辄数十万元的系统。难怪，曾有人说1992年兼并美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ISI）是汤姆森历史上最划算的事情。
ISI由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1960年创立。其最大的功绩也就是在该所成立的第二年开发出了SCI系统来反映科技文献及引文关系情况。SCI覆盖学科范围广泛，有数、理、化、工、农、林、医等大部分学科，其中生命科学及医学所占比例最大。
SCI系统基于如今在美国东部心情愉快地养老的加菲尔德老先生提出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引文分析定律，即大量(70%左右)被引用文献出自少数期刊，其余少数被引用文献则分散在大量期刊上，而这些核心期刊可以用至少500种期刊建立起来。
与SCI密切相关的是对世界权威期刊进行系统客观评价的工具JCR，通过对来源于ISI的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数据进行分析，JCR收录了世界上各学科最具影响的7000多种期刊，这些期刊涵盖了200多门学科。根据最新的2008版JCR报告，SCI收录了6598种期刊，而上一次，这一数字是5893。JCR报告每年出版一次，其中会公布新收录入SCI的期刊名称、这些期刊论文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以及每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五年影响因子、期刊半衰期等。
“何时SCI害你”
期刊的影响因子指的是该刊过去两年中所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总次数与发表论文总数之比。影响因子越高，表示该刊的论文得到的引用越高，也就是越得到科学界的关注。
英国《自然》杂志的影响因子从去年的28.103上升到最新的31.434，维持了自己作为首要科学周刊的地位。在《自然》网站该报道下面的一条评论中，读者则反映了另外的观点：“影响因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保持了它一贯的水准，这是科学界争名逐利的环境中唯一的亮色。”
然而，就在JCR报告新鲜出炉不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在其科学网博客发表博文《提醒年轻人：何时SCI害你？》。饶毅认为，SCI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这篇文章在2009年6月23日发表，截至6月30日晚9点，浏览量已经达到21046次，评论达到138个。
同时，青年化学家王鸿飞在其科学网博客发表《也说说SCI与学术标准》，文章认为，SCI数据并不总是能够帮助外行作学术评价，而且迷信它在不少时候还会危害自己。这篇文章的浏览量在短短7天也达到了8000多次。
SCI异化史
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次把SCI作为科研评价的标尺。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科研评价的定量时代。
据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曲钦岳院士介绍，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在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引入SCI的目的，是用量化指标引导科研人员注意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
合肥工业大学吴家桂认为，尽管SCI的初衷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文献检索工具，但由于它从文献相互引证的角度进行编排，因此很容易利用引文分析法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并可以有效地揭示过去、现在、将来的各项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时至今日SCI已经“声名不佳”，科研界的舆论一次次把SCI看做是一个异化的指标。
在SCI刚刚被引入中国学术评价体系时，学界曾高呼这表明中国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评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行政评议阶段结束了。
但是，在不久前《科学新闻》主办的评估科教人才高层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则尖刻地指出，中国唯SCI马首是瞻的情况，恰恰是因为学术界的考评由缺乏专业能力的行政官员来决定，后者只能依靠量化的考评工具。
饶毅也写道：“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
而在考评的过程中，把通过以论文的引用情况来确定学术质量，简化为依照发表该论文所在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质量，则进一步让SCI对中国科学的影响走火入魔。
中华医学会期刊的总编辑游苏宁形象地将SCI形容为Stupid Chinese
Index（愚蠢中国人索引），而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更是戏谑地评价“SCI成了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式观念）”。
无奈的抱怨
每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都会公布中国科技人员SCI论文的情况。在其2008年12月发布的《2007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中介绍，2007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SCI论文9.48万篇，占世界总数的7.5%，排在世界第3位，处于美国和英国之后。
尽管该统计结果称中国国际科技论文影响力跃升，但结果公布不久就爆发了垃圾论文的争议。而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会爆发类似的争议。
但对于SCI的非议，《自然科学进展》编审任胜利表达了无奈：“期刊界虽然有看法，但没办法，毕竟能否进SCI对稿源的影响十分明显。如果一份英文版期刊不进SCI，那简直就是无米下炊。”
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天铎告诉《科学新闻》，SCI对中国的期刊收录得太少，不同学科之间收录数相差极大(化学领域收录了15种，农业科学一种都没有收)。因而把SCI期刊都当做高水平期刊，把非SCI期刊都当做低水平期刊是不对的。
任胜利也说：“不知道是基于影响力还是数据库收录方便程度的考虑，SCI近年来在大力打压中文版期刊。尽管期刊部主管Testa博士否认SCI有歧视非英文期刊的嫌疑，但实际情况是：2008年SCI新收录的中国期刊均是英文版。”
SCI来生
“SCI对中国急功近利的风气推波助澜。”饶毅认为，讨论SCI是有关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影响中国科学家以什么为目标，各级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鼓励和支持什么。
饶毅特别提出：“我提倡不要依赖SCI，而重视学术内容，反对SCI政绩工程。”
饶毅提到的SCI政绩工程，即国内很多单位，为了评奖、毕业、分成果……把论文的SCI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会给予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重奖，甚至达到几十万元至百万元，并且校长会为之亲自颁奖，而校长给教育部汇报的成绩，会特别强调论文在哪个杂志发表。饶毅认为这些“不仅无意义，而且浪费时间”。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持类似看法：“基础研究不要太看Science、Nature是对的。在国外，你只要把文章发表出来就行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铭汉告诉《科学新闻》，在招收博士或者博士后的时候，不应看其文章多少，而要看其文章质量。
他强调：“论文不一定能够看出文章是不是他自己的，只有跟他一起工作才能知道其能力。”
饶毅在博文《“拜杂志教”配“政绩工程”的后果》提到自己在北大生科院的相应改革。他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推崇SCI的风气尚未完全消除。“我坚持不按当年SCI点数发奖，也不按一年的SCI分配研究经费，我希望看有什么有趣、有意义的研究提议，或者可以经过时间检验和同行共识的成就”。
饶毅说：“希望北大生科院能远离落后的、不动自己脑筋（依赖他人）的标准，尽量使用更适合科学规律的标准，提高我们的真正科学研究水平。”
在《科学新闻》主办的评估科教人才高层研讨会上，天津大学张春霆院士认为，SCI不能代替同行评议以及对其创新内容的具体分析和历史检验。小同行什么指标都不需要，什么评议都不需要，谁的水平怎么样，跟明镜一样清楚。
而在不得不作“中同行评议、大同行评议、甚至外行评议”的时候，合理的评价指标只是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张春霆认为，相比以发表论文的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衡量学术质量，H指数（high citations，指在一定期间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H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要合理得多。
王鸿飞也赞同H指数更加可取。他写道：“如果把某个领域某些科学家的工作从文献中全部清理出去，这个领域的知识不仅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甚至还会减少这些文献给人们在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上带来的困扰，那么这些研究就可以被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反之，如果除去这些文献之后这个领域的知识的确会有明显的缺损，或者发展过程会被明显改变，那么这些工作就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7/221254.shtm
提醒年轻人：何时SCI害你？（补充版）
SCI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长成了一个畸胎瘤。
其原因，也许不外乎中国行政主导不懂得选择专家、不愿意依赖有水平的专家来了解和支持科学研究。一层层推广开来，有时，是不懂的外行希望越过内行简单地行事；有时，是水平低的希望评价水平高的。SCI对中国急功近利的风气推波助澜。
比较可笑（也有点可悲）的是，近年培养的有些学生，受了SCI的害。
每年SCI出来的时候，在中国转抄最多。这是浪费时间。没有哪个体面的科学、教育机构应该关心各个杂志引用率每年的消长，如果哪个学生在这样的机构，为了自己的前途，应该想方设法逃跑。
最近几年，有些申请教职的华人，在自己履历上注明每篇论文所发表的杂志的SCI分数，有些还标明自己论文的引用数。
这样写履历的人，如果寄到我熟悉的机构（如王晓东所在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来，只会徒增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
我们一般都知道杂志的竞争力大概情况，绝不会因为某个杂志SCI年度分数摇摆而认为某个杂志如何了。对于不同领域，我们也大体知道如何比较。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希望知道研究是否好，我们自己要了解；不懂的，我们要问懂的人。要知道研究内容，与同领域和相关领域比较。
真要了解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决定招聘、支持、或者奖励一个人，不仅不能依赖SCI，也不能依赖引用次数。
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发Nature、Science而拿不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职，已经不是新闻。听说科学院遗传发育所也拒绝过发表不只一篇这种文章的申请者。
这样写履历而且寄给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人，没想过王晓东和我不会接受SCI，是不动脑筋。我们都多年参加美国一流机构的教授招聘，从来没有见过体面的科学家列出SCI。我们在中国建设一流机构，自然不会庸俗化。
对于中国有些机构来说，如果谁乱用SCI，也会受损害。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机构，会逐渐多起来。
补充：
本文只集中提醒年轻人：在申请工作时，碰到重真才实学、而且有学术评判能力的机构，如果列出SCI分数及论文引用数等，会不利于申请人。
这个提醒，对年轻人申请美国大多数中等以上的机构适用，在中国有些单位适用。
这些机构是依赖对于学术内容的了解和评价，而不会盲目依赖间接数字。认为数字客观的不过是不懂、或者偷懒。招聘人，是懂学术在一起讨论，没有人敢用间接数字来比较，必须以学术内容来评价。
之所以要写一篇短的博文，是有些人走火入魔，迷上了SCI。
至于其他衍生的推论，本文没有仔细讨论。读者如何看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没有说过不要发论文，没有提倡论文引用越少越好。也没有说用SCI和论文引用数评判在所有时候、所有情况下都不好。比如，当大家都不懂科学内容的时候、也找不到有公心客观提高评判意见的专家的时候，用比任人唯亲的标准要好，比…，比…，都要好
说SCI和论文引用数不能替代对科学内容的直接了解和评价，不是说不要发论文，也不是说论文发到Nature去就是不好。
所以，提出其他意见很正常，批评也很好，不过应避免张冠李戴、将其他观点归于本文。
对于搞科研的学者是非常有用的哦
问题是除了sci还有什么更好的评价方法？就像高考一样，虽然高考的弊端很多，但有没有一个能替代的方法。
SCI再受考量
SCI在前不久刚结束的“973”计划2009年度立项工作中，再次大显身手。
在科技部官方网站近日公布的“973”计划2009年度项目细节中，记者发现其中罗列了很多“大数目”。如某流感病毒研究课题的五年预期目标写道：“在国内外发表SCI、SSCI论文30~50篇，其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5篇，出版专著1~2部，获专利或软件注册登记5个，并发表2~3篇有重要理论突破的高水平研究论文。”
而课题“深井复杂地层安全高效钻井基础研究”（以下称深井项目）的五年预期目标也丝毫不逊色，它要“在深井复杂地层钻井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培养博士后与博士生70~80名。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篇以上，其中SCI、EI收录论文150篇以上，出版著作5部，申请发明专利15~20项”。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更是一个不科学的目标，多少有点忽悠的味道。即使是出现‘奇迹’，实现了预定目标，我想这样一个数量级的成果，以数量驱动的目标，也只能是以水分很大、质量不高的文章或成果在充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金碧辉告诉《科学新闻》。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糖尿病、消化道疾病及肾病研究所（NIDDK）任终生研究员的邓初夏博士看来，同行评议才是主角。他告诉《科学新闻》，NIH会让科学委员会每4年对实验室进行评估，他们主要以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对其研究领域的影响、生产力（即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团队的大小（以评价团队中每个人的创造力）、该研究员培养了多少博士后以及这些博士后在离开实验室之后是否取得成功、在过去4年中该实验室的花费等等。
目前中国科学的问题不是论文数量上台阶，而是成果质量要有一个飞跃。而成果质量的提升要比数量增长难得多。金碧辉认为，深井项目的目标实际上违背科学研究应有的内涵。这个项目偏应用研究或技术研究，论文数量不应该是一个预定或考核的目标。它的目标应该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目前国际上或国内在深井复杂地层钻井方面面临的技术难题。
7月8日出版的《科学新闻》刊登的《“清算”SCI》一文在科学界及媒体引发了对SCI的热议。美国阿肯色大学纳米研究所研究教授、《纳米研究快报》（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NRL）主编王志明甚至在科学网个人博客发起了一次关于“业绩评估重视SCI于中国科研发展利弊”的投票。据王志明统计，截至7月15日，累计票数共有809票。
其中，“食SCI无味，弃SCI不甘，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一选项获65票，占总数的8%。王志明认为，这个比例虽然不大，却也无法忽略。也可以把这部分投票看成是此次SCI利弊投票的摇摆票。
选择“弊大于利，中国科教有关的部门机构群体应该逐步放弃SCI评估”是342票，为42%。选择“利大于弊，重视SCI是中国科技发展及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则多了35票，为47%。两者比重只差5%，小于摇摆票引起的误差8%。王志明得出结论，科学网投票人认为SCI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利与弊是旗鼓相当，平分秋色。
“现在中国的科研队伍对SCI是又恨又爱。”王志明说。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09年第14期 学界)
来源： http://www.sciencenet.cn/skhtmlnews/2009/8/515.html?id=515
很高兴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 “SCI之父”加菲尔德：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 |
| “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首次对话中国公众 |
“SCI之父”加菲尔德：SCI畸形地位是必经阶段
9月12日，在尤金•加菲尔德博士与中国公众的首次见面会上，人们不断把问题抛给这位84岁的“SCI之父”：“你认为中国对SCI这样的使用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到中国，SCI就变了味儿？”
与多年前访问中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问时的困惑表情不同，现在，再次听到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在中国的奇特地位，他只是托着下巴，微笑着摇摇头。
这位“SCI之父”，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中国使用SCI的状况大加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引发无数争议的“怪现状”，其实只是中国在科研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罢了。
4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意大利
在见面会上，一名记者变着法儿地向这位美国老人描述SCI在中国的地位。他举着一份材料告诉加菲尔德，一个科研项目，在申请之初就被下了“死任务”：5年内发表150篇SCI论文，才能正式完成课题。
“您觉得这样的政策有道理吗？这是正确的吗？”记者逼问。
然而期待中的惊讶表情并没有出现。在近些年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故事，加菲尔德听到的太多了。这位白头发的老人只是耸了耸肩膀答道：“用SCI作为标准，来衡量科研的成果，这也许的确不太合理，但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他举例说，40年前，当美国的大学要进行终身教授的评选时，管理者们发现，备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评价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进行，SCI就成了替代的评估方法。
“如果按照理想的状态，就要把那些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人都找来，坐在一起，拿着候选人的所有论文，大家一篇一篇地读。这样才能公正合理地评判出，每一位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好不好，科研水平是什么级别。”加菲尔德说。
但这个过程实在太复杂了。因此，学校找到这些教授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太忙了”。无可奈何的学校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个量化的指数，最后他们选择了SCI。
“这个时候，SCI就成了很多人评估科研能力的标准。”加菲尔德说，“这与现今的中国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无论是那时的美国还是现在的中国，相比于复杂的“同行评议”，SCI无疑是一个简单得多的办法。“而大家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快速的答案而已。”加菲尔德说。
当他提到“同行评议”的时候，台下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靠‘人’来评价？这在中国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这又与30年前意大利科学界的状况高度相似。当时，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场政治-经济危机渗透到了科学领域，人们发现，大量的政治和人际关系因素开始干预科学研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盛行，甚至有一些科研项目，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发表的结论就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科学家们希望凭借引入一个“完全依靠数字运算的方式作为评估标准”，来保证科学研究基本的质量。SCI的影响力指数就成了他们很好的选择。
事实上，在中国，当南京大学于上世纪80年代末率先引入SCI的时候，校方的重要目的之一，同样正是对抗学术的不正之风。
不过，虽然有着相似的开始，科学史接下来的发展却没有因循同样的脚步。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学术评价都已经日渐完善成一个混合的系统，它既包括同行的业内评估，也包括利用SCI等指标进行的量化分析。
但在中国，SCI的地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渐强盛。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学术水平评估，还是对大学、研究机构的综合水准评价，SCI都变成了一个硬指标，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更加吊诡的是，这个为了对抗不正之风而被引入的方法，如今却成了不正之风的温床，越来越多的学术乱象，正因此而生。
人们只想要一个快速的答案
50年前，当加菲尔德第一次提出“科学引文索引”这一概念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他的研究提供资金，因为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
结果事实证明，他们都看走了眼。50年后的今天，SCI不仅为加菲尔德和他所在的汤森路透公司赚回了丰厚的利润，更富戏剧性的是，它还成为中国许多科研人员的“赚钱工具”。
在此次公众见面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杂志部主任祖广安讲了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专门开出了“价格单”，对于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如果期刊的影响因子是1，就奖励1000块钱，而像《自然》这样的顶级期刊，影响因子达到了32，一篇论文的奖金就有3万多元。
他甚至曾在北大化学系教学楼的黑板上看到通知，称学院将对发表SCI论文的师生进行奖励，奖金每篇3000~5000元不等。
“自从SCI被引进中国，就成了评价科研能力的一把‘尺子’。”祖广安说，“很多高校、研究所，在评价研究人员的成果时，会根据SCI文章的数量来进行奖励。”
而在加菲尔德看来，这只是评价方法有误，中国对SCI的使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即使抛开同行评议，单纯利用SCI来进行科研能力的评估，如果能对系统内的各种变量进行充分的利用，也足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结果。
但遗憾的是，在中国，SCI本身蕴含的功能和空间又被进一步简单化，留下的只是其中最“简单粗暴”的那一部分。比如，在评价一位“学术大牛”的时候，常常只关心他在什么期刊上发了多少文章，但对这些文章被别人引用过多少次，却没有太多人提及。
“但这恰恰是SCI作为评估工具最重要的因素。”加菲尔德说。
他曾对获得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的论文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诺贝尔水准”科学家，发表文章的数量只是普通学者的5~6倍，但发表论文后被别人引用的频次却达到了普通学者的30~50倍。
他甚至据此成功预测了某几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发现，如果一篇论文在发表3~6个月内，被引用了很多次，那么其作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在此基础上，加菲尔德希望向中国科学界推荐SCI系统内一种新的评估方法，来更正现有的谬误。根据这种方法，对一位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评估被单独放在他所在的研究领域中进行，即先在数据库中找出这个研究人员的同行，划出一个群组，然后在这个群组中，衡量此人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面对他的大力推荐，台下的听众只关心一个问题。有人举手提问：“这个方法够简单吗？”加菲尔德发现，人们需要的，恐怕还是尽可能简单快速的方法。比如现在在SCI系统内最受欢迎的一种评估方法“H指数”，只要在系统页面上输入要评估的人名，然后按下一个按键，不到一秒钟，这个人的“学术能力值”就计算出来了。
“我不得不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它对变量考虑得不够周全，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够准确，但是却很便捷。因此就很受欢迎。”加菲尔德说，“人们不用准确，他们只想要一个快速的答案。”
两院院士会诊“学术不端流感” 炮轰SCI崇拜症
科协欲当学术腐败审判官
在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参会记者意外发现，每位与会人员的资料袋里，多了一本《科学道德规范手册》，手册中包括《致全国科技工作者倡议书》和《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
同样让媒体“警觉”的是，与往年的安排有些不同，这一论坛被放在了年会开幕式之前。整整一天时间，20余名两院院士和美国科学家展开了激烈讨论，一起会诊当前频频爆发的“学术不端流感”。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的“把脉”言辞犀利，他历数当下科学界存在的13种违反学术道德的不端行为：论文造假、抄袭愈演愈烈；靠拉关系争项目和经费；评审成果造假；伪造学历及SCI引用查询证明；报奖搞包装、搞运作；为应付评估检查集体做假；搞“应试科研”；部分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利益化等。
随后，SCI崇拜症遭到与会专家集体炮轰。
杜祥琬院士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老子一生就写了《道德经》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现在只能算一篇论文，按照现在的学位标准可能连硕士学位都得不到。这就启发我们反思，对定量和定性的评价该如何掌握。”
杨乐院士对20多年来我国科研体制思路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研管理的模式偏重于定量化，过分强调SCI影响因素，但是“这可以作为某一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在杨乐看来，科技界的高水平学者，如果每五六年能够做出一项推动国家进步的项目，比每年都发表若干篇SCI论文更有意义，所以必须转换观念，使科研树立正确的目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则呼唤给基础科学一个宽松的环境。
一个故事让他记忆犹新：在北京某研究所，一个科学家本来做得很好，因认定另一个方向更重要而转了领域。可事与愿违，他由于没能马上出版论文，被末位淘汰，由研究员降到副研究员，房子收回，老婆离婚。“有时候叫我评一些东西，一上来说一年写十篇文章，我说我没有这个本事，5年写一篇好文章就不得了啦。”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第三次抓起话筒时，他抛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为科学道德治病的医生是谁？怎么下药才能把病治好？”
7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调查》，西安交大几位老教授揭发另一位教授成果不实，学术道德有问题，结果被揭发者却将老教授们告上法庭。如何判决、谁对谁错却难倒了法官。
对此，韩启德在科协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告到法院，而应该首先告到所在科研领域的学会。由学会先把学术的事实到底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判断清楚，怎样处理可以告到法庭，让法院来判。”
谁来做医生？论坛上，韩启德再次强调，学术道德的事实行为认定一定要交给学术共同体，而不是政府或法院。在中国最大的学术共同体现在就是中国科协，“我作为科协主席勇气很大，如果社会认同这个机制就好办了，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该科协认定，科协责无旁贷。”
韩启德为此开出“药方”，“要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将已经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使学术造假者为自己的不端行为付出高昂代价，让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再无立足之地。”
“无论怎样出台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让科学家道德完美。”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责任与法律项目主任Mark Frankel博士给出了一剂“西药”。
他表示，科学家的行为，是个人对自己要求的一种反映。这需要科学共同体在整个行为规范上提出一种制度上的或者是称其为系统性的一系列道德行为的规范。
“大一开一门课关于科学道德建设，完了在之后3年里面完全不提及，这样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Mark Frankel博士介绍，在美国，高等教育和培训中，科学道德规范跟具体专业联系起来，科学道德的建设始终是与专业知识培养同步的，始终是渗透在高等教育培养当中的。
“教育并不是故事的结束。”Mark Frankel博士说，还需要在学习和培育当中形成评估和回馈，这种回馈甚至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对学员进行抽查，看看他们对科学道德学习进行到什么程度。
“我母亲是位极平常的中国老式妇女，她对我们最早最早的教育就是3个字——‘不撒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说，“‘不撒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底线，而这个荣与耻的区别，要从娃娃开始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