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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当酷热还未铺满大地，高考的热情早已席卷全国。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加之高考恢复40周年，围绕它而展开的讨论必然经久不息。
40年来，高考的恢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其间也是备受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我国最受争议的制度之一。
如今，站在恢复高考的不惑之年，本报将以系列专题的形式，回顾过去、剖析现在、思考未来，希望通过厘清高考的脉络，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将中国带入了改革的快车道，那么，改革前夜，1977年的那个冬天，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敞开，就是为改革输送人才制造了先机。
经济发展，教育先行。高考40年既是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在教育上的缩影，也是对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人才选拔机制的摸索前行。
招生指标：适应经济转型发展
1977年冬天，全国570万名考生奔赴考场。在经历“上山下乡”的年代，回到大城市工作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渴望，国家计划内招生、用人单位委托培养更是平添了他们对大学的期待。
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百废待举。不只是大城市渴望人才，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同样需要高层次人才。“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急需人才，但自身无力培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为兼顾全局发展，运用宏观调控对招生实行倾斜是很有必要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桂庆平博士说。
1983年，国家正式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政策，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直到今天，倾斜政策仍然在延续。
尤其是2012年，我国发布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中西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加快发展,大幅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名额。桂庆平指出，从公平的角度看，它对于缩小中西部差距，满足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有着重要意义。
回到高考初恢复的那个年代。1985年，高考改革又诞生了两个新名词——自费生、保送生。新名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补充。
桂庆平告诉记者，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高校可以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之外招收自费生，这扩大了高校自主权，增加了学生选择的自由。而保送生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考试、唯分数，忽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培养的局面。
这样的补充与修缮，自然不会就此完结。
事实上，随着高校招生并轨改革，公费生、毕业包分配等政策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灵活多样的自主招生政策的影响和冲击下，保送生政策的作用和功能也在逐渐弱化。
无可否认，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有其历史原因，但随着社会发展，更好的机制生成，它们中的大部分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考试内容：从标准化到多样化
最初几年的高考是什么模样？现在的考生大概无法想象，理科7门、文科6门，以至于中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电视、报纸上治疗青少年驼背、近视的广告越来越火。
从1985年开始，减少科目就成为高考改革的一大趋势。同年，国家教委先是将理科、文科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并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于是乎，在上世纪90年代，“减负”“素质教育”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一大口号，而“3+X”也成了高考科目组合的基调。
1993年，国家教委推行高考科目“3+2”方案改革，强调考查基础知识，同时注意考查能力。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考试内容从标准化走向多样化，让学生更灵活、更自由地选择备考科目，凸显了高考改革人性化、个性化的特征。
“录取方式的改革在于传统一张卷子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单一，衡量不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品德发展等。”在桂庆平看来，考试内容的调整和丰富契合了现代考试制度的要求，实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政策目标。
如今的“3+X”被赋予了新内涵。
在2016年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3+3”成为众多省份未来高考的新模式。学生不再分文理科，根据高校公布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自主选择选考科目。
2014年，教育部提出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能力测试加入高考人才选拔机制。率先试点的浙江“三位一体”的录取方式、上海多元评价录取，在综合能力评价上有了新探索。 与此伴生的是，全国一张卷的局面在2004年被打破，国家统一命题走向了部分省份自主命题。而就在2015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使用国家考试中心命题试卷，持续多年的高考自主命题，首次迎来收缩信号。
且不论未来高考是否终将回归统一命题，单就自主命题的十多年而言，确是权力下放的新阶段，这个过程充满了探索，也为新的可能制造了机遇。
录取机制：选择权逐步提升
众所周知，一考定终身，是高考屡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2000年和2001年，上海、安徽、内蒙古、北京等多地推出春季高考改革，给学生多一次高考机会。其中，上海在新高考改革中，采取招考分离的方式，一名学生可获得两张大学预录取通知书，再进行选择确认。
春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夏季高考对学生的压力，但实际效果在各省份不尽相同。
桂庆平解释道，由于参加的院校层次不高、专业数量有限，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一些省份慢慢就取消了春招。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夏季高考的录取率不断增高，春季高考也在逐渐失去吸引力。
但其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思路，却在21世纪初被延续下来。
2003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22所高校推行自主招生，结束了高校每年在同一时间招考的历史。
2012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的试点范围。
尽管自主招生政策受到暗箱操作、对农村学生不公平的质疑，但其“打破了长期以来，高校招生计划、招生标准由政府统一规定，评卷由政府统一安排的传统，扩大了高校自主权，事实上也扩大了学生和高校之间双向选择的权利。”桂庆平说。
作为对公众诟病的弥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中要求，自主招生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对边远贫困地区的自主招生提供经费补偿，加大对农村生源的自主招生力度。“需要提醒的是，随着高校自主权的扩大，高校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在招生环节上加强监管。”桂庆平说。
高考40年带来的选择权逐步提升，更像是在回答一道由1到X的选择题。尽管其改革的进度、力度受到争议，但我们仍然期待它有更多的可能！
“师”说
高考是一道门槛，迈过即进入大学。伴随着大学生们成长成才的高校教师也同样经历过高考，他们或刚刚走上讲台，或已执教几十年，但无论时间长短，高考都像一个烙印，以它日渐的公平与公正，记录着对他们命运的改变，留下一段记忆，反映几十年变迁。
作为高考的亲历者和高考恢复40周年的见证者，高校教师们对高考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又有着怎样的体会和认识呢？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彭庭松
我曾有过两次高考经历，第一次是在1990年，由于数学考得太差，落榜了；经过一年复读，次年考中了家乡的师专。得知考中的消息，我很激动。那时能考中，不管是大学、中专、专科还是本科，能跳出“农门”就是胜利。我高考的那两年，全国的录取率也只有22%和21%，可见那时的考试多么不容易。也正因为不容易，才特别珍惜。
对我来说，高考意味着改变命运。那时候，知识改变命运是事实。多少农家子弟凭借着高考，有幸走出了大山。我能进入师专，首先是得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但同时毕竟是专科，这也激发了我努力奋斗的决心和继续上进的愿望。饮水思源，今日我能在大学里教书，关键的转折点还是当年的高考。可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今天的大学成为了一种普及教育，上大学比以前容易很多，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功不可没。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总体上还是很好的，当然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就是尽量做到公平，消灭地方差异，给寒门子弟更多的机会。同时，高考内容也应该更多体现素质教育的成果，高考的手段和方法还有值得探索和改进的余地。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集贤学院院长）
高考须尽量做到公平
●康国华
1997年参加高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似乎是一个不二的选择，后来就进入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直到现在。
高考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场考试，它会决定一个人将来在哪儿读书、在哪儿工作，甚至在哪儿定居，还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高考开始，大家的命运就开始发生改变，说它是二次投胎也不为过。
就目前来看，高考是我国人才选拔最合适的方式。但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一个是高考的相对公平。
以前的高等教育更偏重精英式培养，后来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我国教育的普及，它已逐渐成为了普通大众能够承担得起的一种最基本的培养方式。我国人口很多，但转换不成生产力。要转换成生产力，前提是受过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我觉得，高考应该在这方面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公平，我们要尽量做到高考的相对公平。作为教师，我关注到高考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比如那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高考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希望，不管怎么改革高考，国家都要对中西部和贫困人群有所倾斜，做到相对公平，保留一个通道。（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主任）
关注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同样重要
●庄世宏
我是1988年参加高考的，那时的高考压力并不像现在这么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大多数人都考不上，所以也不觉得有太大压力，现在学校分很多层次，大家不仅要考上，而且还要考一个好学校，如果上不了好大学，就会影响将来的就业等很多方面；二是与我们那个年代相比，人们现在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高考上，因为如果接受不了好的大学教育，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各种资源刚性短缺，供需矛盾造成了社会上的诸多不公平。但相对而言，我国国情所决定的高考，是在这种情形下最公平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当然，它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大家都围着分数转，这就给孩子成长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认为，目前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高考的选拔方式。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孩子们在高考前很拼，进入大学后开始放松了。我们那个时代，学生虽然也有这种想法，但在大环境下，这一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当时高校管理非常严格。如今，学生面临的诱惑更多，这是社会大环境所致。
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高考，也应该关注高考之后的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
高考越来越客观公正
●史小华
1999年，我在河北衡水参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高考和现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估分报志愿。对于考试情况，自己会有一定的估计，但报志愿时却很纠结，估分高低直接影响录取情况。在农村当时的情况下，报志愿时能给建议的人太少，而老师又比较忙，所以多数同学还是自己按照志愿手册报，不少人因为估分不准而没被录取。
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高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以摆脱祖辈务农的辛苦，觉得毕业之后可以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如今，高考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客观公正，特别是最近几年又有了自主招生作为补充，这是非常好的。对于广大不同地域的考生来说，高考是相对公平和客观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学习能力。反过来想，如果换作其他人才选拔机制，也许诟病会更多。
当然，高考也有弊端，就是不够公平，地区教育不平衡、资源不均衡等，但可以通过其他招生方式作为补充，尽量做到特长生不埋没、普通人有机会。对于普通人，特别是教育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普通人来说，高考是最好的一条出路。（作者系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
高考“流行词”
恢复高考的40年如同一部小说，跌宕起伏中折射出我国几十年教育改革的波澜壮阔，也改变着每一个参与者的人生道路。
也正因此，但凡高考制度进行一些调整，总会在公众之间掀起巨大反响，进而造成一些陌生词汇在短时间内被大家所熟悉。在此，我们便选取几个这样的词汇，希望能够让我们回忆起这部“小说”中的某些精彩“片段”。
保送
“保送”制度与新中国人才选拔相关联并不是最近40年的事，“文革”时期，“工农兵保送上大学”算得上是高等人才选拔的主要渠道。但保送制度和与之直接相关的“保送生”“自费生”的身份界定，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直到今天，“保送生”依然有太多的争议。然而这一制度的出现，的确在标准的人才选拔方式之外为特殊或优秀人才选拔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送制度算是当今各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先驱”了。
扩招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与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内将大学招生人数扩大一倍”的建议，后中央采纳，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扩招浪潮在随后几年席卷全国。
扩招在让更多普通学生进入大学校门的同时，也拉近了高考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如今，我国即将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扩招”也已成为历史词汇，但它所带来的变化还将继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于中等教育的发展。
3+X
在高考40年的发展历程中，“3+X”模式无疑是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种考试模式。
“3+X”科目改革的实施，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但此后高考改革似乎陷入了对内容修修补补的阶段，可仅仅修改考试内容，真的能让高考越来越好吗？
掐尖
2003年，随着自主招生的出现，高校只能在每年同一时间招考的历史结束了。它的出现让人们开始思考，除了应试考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拔人才？
然而，我们并没有用自招作为流行词，而是选择了几乎与之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词汇——掐尖，因为这代表着人们对于自招的最大质疑，也代表着自招目前所面对的种种难题，这关系着自主招生未来的发展，也关乎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
“不惑之年”论高考
■刘海峰
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41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四十不惑”之说，恢复高考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今年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经历11年的中断，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解决众多报考者与极低录取率的矛盾。
从1952年到1965年的14年中，每年高考的报考人数从未突破40万。其中，从1959到1965年每年考生数多为30余万，1965年为35万，14年考生数总和也不过382.6万人；录取率高的年份，1958年为96.9%，1952年为90.35%，最低的年份1962年为27.43%，1963年为33.36%，“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1965年的录取率为46.92%。
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考生数是空前的多，录取率则是空前的低。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
后来经邓小平同志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高校招生规模远远小于学生报考人数，供求矛盾较“文革”前大为突出。
当时为了让广大知识青年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是像“文革”前那样限制人数，而是尽量考虑如何克服困难，为考生服务。当然，还在各种文件和通知中要大家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态度参加高考。高考实行预选考试，这在“文革”前是从未有过的，发展到1982年共有18个省份施行，后来随着报考人数下降才逐渐取消。
1977年恢复高考，也开始打破唯成分论的陈腐规定,对考生放宽政审条件、家庭出身方面的限制。到1978年以后，改变了“文革”前高考一向不公布分数的做法，使考生的分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极大地减少了暗箱操作的可能。
因此，恢复高考既是对原有制度的回归，更是拨乱反正后的新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是一次值得不断重温的传奇。
欣逢恢复高考40年的盛事，全国媒体又对1977年高考进行“集体性怀旧”。5月27日，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了“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还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的学术支持。
作为中国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的师生在全国发表和出版了最多的高考研究方面的论著，最近又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2本、约768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3本“高考制度变革与实践研究丛书”，到年底会出齐8本。两套书30本，算是我们为恢复高考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这次研讨会集中了中国研究高考制度的最主要学者，尤其是有钟秉林、瞿振元、戴家干以及笔者等多位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我们4位都还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国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所有关于高考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5位首席专家也都悉数出场。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先生等。
这次研讨会虽然没有叫“高峰论坛”“峰会”等名称，但确实可以说是中国高考改革研究的最高盛会，这也是今年目前为止以“恢复高考”为第一主题的唯一全国性学术活动。开幕式致辞和作主题报告的8位领导和专家中，有4位是恢复高考当年考上大学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977级大学生成才比例较高。
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每次重温恢复高考的历史，都会给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因此，今天我们回顾恢复高考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增加前行的动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本版内容除“海峰随笔”外，均由记者陈彬、温才妃，见习记者王之康，实习生许悦采写整理）